《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积累了属于自己的读书感悟，写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从小，我就对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古代史。通过文字记载，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今的差距。但有一样东西是贯穿古今中外的，就是人的智慧。古代有令人惊叹不已的各种手工艺，现代有叹为观止的高新技术，这都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也体现在治国理政上，尤其是帝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一句话就很明显地道出了历史的重要性。

黄仁宇先生是我上大学后，在老师的推荐书目中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我看来，《万历十五年》其实并不算是专业的历史书籍，只不过是引导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历史，向世人普及历史。对一般人而言，接触的历史就局限于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印象就仅仅定位于教科书的描述，如戚继光=民族英雄。除了从事历史相关专业的人以外，一般人都不会去了解历史背后的点点滴滴。因此，大部分人对历史的认知是片面的、呆板的。即使我也喜欢历史，但曾经的我也是这样。

在还没看这本书之前，我对万历皇帝的印象就是明朝的荒唐皇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万历皇帝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由于嘉靖皇帝的荒唐事，万历皇帝的母亲和首辅张居正从小就用儒家的道理来教导他，要求十分严格。例如万历皇帝很喜欢写大字，而且年幼时就能写得很好。可正是由于这样，首辅张居正并没有表扬他，反而剥夺了他写大字的时间，认为是浪费时间，改学四书五经。在我看来，一个孩子能把大字写得很好就很不错的了，是值得称赞的。可万历皇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被剥夺了写大字的爱好。可以说万历皇帝的童年时很艰苦的，没有一点乐趣可言。欲带皇冠，必承其重。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身为人君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万历皇帝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作为一个人的需求，他也渴望玩耍、表扬。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荒唐与童年长期的压抑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现代的教育比较注重鼓励孩子，关注孩子 ……此处隐藏13319个字……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前几日在书屋看到有人批判黄仁宇，因此兴起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念，这几日读了两篇——《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一时有感，记录下来。

一、人的阴阳

这两篇中着重讲了三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张居正身为帝师、首辅，励精图治，整顿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渐有中兴气象，对万历皇帝乃至整个皇室以道德标准苛责严求，但为推行自己政策时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谀贿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万历视张居正为圣，言听计从，但随着万历的长大，张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渐看清了张居正的阴阳两面，失望之余，张居正被抄家褫职，子孙充军的充军，收监的收监，而此后万历渐渐认请了文官的两面性，隐居深宫，形成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观”——皇帝消极怠工，十年不见大臣。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与理想，企图“实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而“蕴藉不立崖异”，调和阴阳，结果却是心力憔瘁，无功而退。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阴阳两面，只是有人不愿审视内心，不肯承认内心中的“阴”，而借“阳”来苛责他人，而苛责他人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给社会群体带来一定的益处，因而也给人以正义之感，而另一方面却也在满足着自己的私欲。很多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没有勇气去承认，并且竭力借正义之名掩盖着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责别人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另一种人要显得真诚得多，他们也有私欲，但对自己有着道德的标准，当私欲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被人指责时，没有勇气去承认，下意识地为自己寻找理由，自己欺骗着自己，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为自己辩护，并且也竭力让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确信自己就是没有私欲的道德坚守者(这种人就像被万历认为“讪君诂直”的邹元标)。

两种人都不敢正视自己，当然真诚地严格地审视自己内心是很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鲁迅、卢梭。

前者有些可怜，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

二、申时行的委屈

万历皇帝因喜欢三子常洛，而想立其为太子，但因废长立幼遭到众大臣的反对，无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虑此事，但后又节外生枝，拒绝立储。众大臣联名上奏请万历收回成命。这一大规模的抗议引起龙心赫然震怒。

申时行当时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上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由申时行领衔。当其得知皇帝的反应后，立即上一份揭贴，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却未与闻。皇帝回批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但这揭贴被二辅许国截获，内容也因此在文官中传遍。

于是申时行遭到严厉的弹劾，说他“遁其词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万历皇帝一开始处罚了这个上奏者，但后继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他除了辞职以外再无无他可供选择。

从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来讲，申时行确实存在的道德的问题。

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申时行可有委屈?我们来揣测一下申时行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以那些文官的话为真实的，申时行事先知道他们的联名上奏，并同意了领衔签名。我们可否作这样的猜测，他确实认为那些文官的意见是对的，万历应该尽快立储，所以有以上行为。但当他知道皇帝的态度后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可能会带来朝廷大批官员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联名上奏，任何官员的劝谏都不会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把他们都视为敌人。要能进行有效的劝阻,必须劝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时行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皇帝的蒙师，即使他身为首辅，也规划着皇帝的就读和经筵。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个月都有钦赐礼物给他。万历皇帝还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文官的最高的职衔，只是申时行辞不领衔而已。这样如果申时行能跳出事外,作为旁观者对万历劝谏，消除万历心中的怒火，减缓联名上奏带来的皇帝的反弹，那对朝廷的安定无疑是很有益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另一方固执己见，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到底，其结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样申时行如果站在同僚一边，和皇帝对抗，那么孤立无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愤慨，进而一意孤行，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意图。到那时,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乱，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无数的史实可以证明。

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个首先发难的官员被降级外调，进而又加重处罚被削职为民，二辅许国也“回籍调养”。立储之事也僵持着。这样的结果大概是首辅申时行的无奈辞职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气，所以才只惩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冲天时任性带来的后果不会如此简单了事。

但申时行的妥协没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辞职，虽然万历也曾挽留。因为他的威信已扫地以尽，无法作为首辅领导百官了。

申时行一番苦心却得如此结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